【专题】历史上的中外历史关系
历史上的中外关系
一、与日本的关系
1、两汉时期：中国在汉时期已与日本有了友好往来关系。汉武帝时，日本有30 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往来。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最早的记录。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日本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光武帝刘秀遂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这颗金印已在日本九洲志贺岛崎村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2、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 世纪前半叶，邪马台国在日本兴起。曹魏景初二年（283），邪马台国女王首次派使者到洛阳，一直到西晋，邪马台的使者又数次来访，赠送礼品。实际上，邪马台国还只是一个部落联盟，所谓女王也只是联盟的酋长。女王死后，联盟陷于混乱。公元3 世纪以后，邪马台国逐渐从汉文记载中消失，一个称为大和的国家出现了。
当大和国出现时，中国、朝鲜流移日本的人口渐多。西晋太康六年（285），我国江南的缝衣工匠经百济到达日本，儒家经典《论语》也由百济传入日本。随着两国交往日趋频繁，中国文化或经使者往返而传入日本，或经百济、高句丽再传入日本。大和国王10 次派遣使者到东晋、南朝，馈赠方物。南朝宋、齐、梁也都派遣使臣到日本，授予大和国王以王、都督等称号。
3、隋代：隋朝时，日本从百济得到由中国传入的佛经。他们相信佛教，使用汉文。开皇二十年（600 年），日本国王多利思北孤曾遣使到隋朝，隋文帝命询访其国风俗。大业三年（607 年），日本使者小野妹子携国书至隋。明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出使日本，日本国王接见了裴世清。他回国时，日本派小野妹子随同到隋，并命高向玄理等8 人入隋学佛法。
●4、唐代：唐朝与日本也建立了密切的官方往来。隋时日本即曾四次遣使前来，到唐朝沿袭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终唐一代，日本共遣使十九次，其中四次未成行或中途折回，实际到达者十五次。使团多时达数百人，包括大量留学生、求法僧人、工匠、翻译等。唐朝亦时遣“送使”同回，不少人因而留居日本。
扬州僧人鉴真赴日本传授佛教戒律，出行五次皆遇风涛折回，第六次始最终成行，将律宗传到日本，同时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日本现存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后卒于日本。
在此期间，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响。646年日本发生“大化革新”，经济、政治、教育改革多仿唐制。
(1)政治方面。日本孝德天皇进行“大化革新”，留学中国的高向玄理和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主持改革。他们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根据《唐律》制定了《大宝律令》。参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这些仿唐改革，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
(2)文化教育方面。在京都设立大学，分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学习内容和学校制度与唐相仿。在8 世纪以前，日本一直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吉备真备、空海利用汉字创造了“片假名”、“平假名”，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空海带回大批真言宗（密宗）的经典，在日本建立了真言宗。空海编写的《文镜秘府论》和《篆隶万象名义》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对中日文化交流很有贡献。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白居易的诗尤为日本人士所喜爱。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唐朝中进士，更名晁衡，擅长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有密切交往，且在长安任职，后卒于长安。日本僧人圆仁在扬州、五台等地学法近十年后归国，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也传入日本。
（3）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术等陆续传入日本。7 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延载元年（694年）兴建了藤原京，景云元年（710 年）修建平城京、贞元十年（794 年）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宫室、寺院的设计、布局，都仿唐长安城，几乎完全一样。
（4）生活习俗方面。日本受唐朝多方面的影响。唐人打马球、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开始作药用，到平安时期，兴起喝茶之风。唐朝服饰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也是从唐朝传入为日本人所接受的。
5、元代：忽必烈继承了历代蒙古大汗以扩张为天职的传统，并不以统一中国为满足。灭宋前，他就多次通过已成为元朝藩属国的高丽与日本进行联系，后又直接向日本派遣使节，希望迫使日本臣服朝贡，达到扬威异域的目的。但日本的镰仓幕府始终拒绝答复。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即遣军远征日本，登陆后因后援不继，仓促撤回。到至元十八年（1281），南宋已灭，忽必烈遂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日战争。远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高丽出发，一路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志在必取。两路军队在日本沿海会师后，因将帅内部出现矛盾，且日军防守严密、无隙可乘，故而驻于近岸岛屿，逗留不前。不久台风大作，元军战船多毁，大批军士淹死。将帅乘好船逃走，大部分军队被丢弃在岛上，遭到日军猛烈袭击，几乎全部被歼，得还者仅五分之一。这次大张旗鼓的侵日之役，遂告惨败。
6、明代：东南沿海的倭寇是明朝边疆主要对手之一。倭寇的产生始于元朝。当时日本镰仓幕府统治衰落，经济凋敝，大批中小武士陷于贫困化，下海从事走私贸易，很多人亦商亦盗，常以劫掠为生，元人称之为倭寇。对倭寇除在沿海修建城戍防备外，又实施经济封锁，亦即“海禁”，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而对于其他海外国家，明太祖仍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即使对日本也是以防御为主，并未轻言出兵，这多少是吸取了元朝海外扩张失败的教训。
从洪武至正德，倭寇对明朝沿海的骚扰时断时续。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将领刘江在辽东望海埚歼灭来犯倭寇数千人，一时倭患稍稍敛迹。正统以下，随着明朝海防逐渐废弛，倭寇又有活跃趋势，不过总的来说其骚扰范围仍限于个别地区，势力未至大盛。到嘉靖年间，倭寇活动进入了空前猖獗的时期。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嘉靖二年（1523）的“争贡之役”。是年日本诸侯大内氏、细川氏均遣使至宁波通贡，细川氏使团后至，但其中的华人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得先行贸易。大内氏使者宗设怒而与细川使团发起仇杀，追逐直至绍兴，复折回宁波大掠，夺船而走，沿途杀死明朝军官及居民多人。此事充分暴露了明朝沿海军备的虚弱。明廷由此认为“倭患起于市舶”，罢市舶司，厉行海禁，绝日本贡使。中日朝贡贸易规模有限，不能满足日本各诸侯的物资需求，这本来就是倭患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现朝贡完全中止，遂使倭患更为严重。另外当时南方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很多人靠商业为生，沿海地主、富民往往从海外贸易中获利。厉行海禁同样损害了这些人的利益，中国的海上走私集团因而发展起来。他们亦商亦盗，多以日本为根据地，在日本支持下袭用倭人的服饰旗号从事劫掠，大大加剧了倭患的声势。见于史载的嘉靖倭寇重要首领，也是以华人为主。嘉靖倭寇“虽曰倭，然中国之人居三之二”，这是其有别于嘉靖以前倭寇的重要特点。
嘉靖中叶，倭患已蔓延东南数省，烧杀抢掠，造成巨大损失。明廷先后派出朱纨、张经、胡宗宪等高级官员前往主持平倭。朱纨在闽、浙强化海禁措施，力图切断内地与倭寇的联系，捕杀许栋、李光头和“通倭”的富豪商贾多人。朝中闽浙官员攻击其“擅杀良民”，朱纨被革职按问，自杀身亡。张经奉命总督东南诸省军务，在浙江嘉兴取得王江泾大捷，但后被下狱处死。胡宗宪代为总督，用离间、诱降等计谋杀死徐海、王直等倭寇首领，倭寇势焰稍挫。著名将领戚继光奉调至东南平倭，在浙江招募农民、矿夫等“乡野老实之人”组成一支新军，严加训练，时称“戚家军”。同时，又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在阵法、兵器等方面进行创设和改进。结果“戚家军”屡战皆捷，名闻天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招募组建了“俞家军”。到嘉靖末年，长期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被戚、俞等人荡平。
嘉靖以后，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割据的诸侯逐步统一，昔日分散和相对独立的武士、海盗集团被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的对外扩张，扩张的重点则放在朝鲜。因此明朝东南沿海没有再产生新的倭寇，中国海盗也不再假借倭名。朝鲜政权是在明初取代宋、元时期的高丽而建立的，一直向明朝称臣纳贡，是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藩邦。日本统一后，军阀丰臣秀吉被天皇任命为关白（相当于宰相），掌握实权。他积极策划对朝鲜发动战争，企图通过征服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军队在朝鲜南部登陆，不足两月，朝鲜大部分国土即告沦陷。明廷决定出兵救援，将日军逐回朝鲜半岛南端。此后中朝联军与日军长期处于相持状态，中间还进行了和谈，但未获成果。万历二十五年，日本重新发起进攻，联军尽力抵御，又形成拉锯战局面。适逢次年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无心恋战，乘船撤回，中朝联军追击于海上，击沉、焚毁大批敌舰，明神宗以“平倭”诏告天下。这次战争虽以日本失败告终，朝鲜得以转危为安，但明朝的国力也大为损耗，衰颓趋势进一步加剧。
二、与朝鲜的关系
1、两汉时期：早在公元前1000 多年，朝鲜和中国两国就有了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战国时邻近朝鲜的燕、齐两地人民，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曾成批地迁徙到朝鲜，带去了不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西汉初，燕人卫满乘燕王卢绾逃入匈奴之机，率千余人，渡浿水（鸭绿江），奔朝鲜，后来被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城（平壤），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
惠帝、吕后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臣”。到卫满孙右渠时，汉武帝因右渠引诱汉人入朝，于元封二年（前100）秋，派将军杨仆、荀彘进攻朝鲜。元封三年（前108），汉军击破朝鲜，陷其都，以其地设乐浪等四郡。汉武帝在其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东汉时期，朝鲜半岛的北部，陆续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在朝鲜半岛的南部有三韩，即西边的马韩，东边的辰韩，南边的弁韩。三韩中以马韩最大，辰韩（又称秦韩，相传秦朝人逃避苦役，流亡到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经济、文化水平最高。弁韩最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三韩在
东汉王朝的强烈影响下，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2、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是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经常有使者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频繁。
汉魏之际，高句丽建都于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当时，高句丽不断和汉辽东、玄菟、乐浪三郡以及鲜卑等族进行战争，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高句丽转而向朝鲜半岛发展，攻占平壤。慕容氏建立前燕，高句丽又再度进攻辽东，结果被前燕所败，丸都也遭毁坏。至后燕时，高句丽乘虚夺取辽东。高句丽长寿王十五年（北魏始光四年，427），迁都平壤，成为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高句丽与我国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政权、南方的东晋南朝交往频繁，几乎每年都互派使者。
高句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国中设立太学，派人从中国取去五经、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中国的医药、历法随之传入。前秦时，佛教也传播到高句丽。中国文化还从高句丽传到了百济、新罗和日本。
公元4 世纪中叶，百济兼并马韩其它部落，建立了国家，东极新罗，北接高句丽，西南俱限大海。百济也与中国南北政权保持友好关系，既派遣使者到北朝都城洛阳、邺城、长安，又派遣使者到东晋、南朝都城建康。百济仰慕汉文化，用刘宋“元嘉历”。萧梁时，百济使者到建康，表请汉文经典，梁武帝一一应允。百济使者还带回去大量的手工业品。
新罗是继百济之后，由辰韩、弁韩联合而建立的国家。其地处朝鲜半岛的东南部，都于庆州。早在西晋时期，辰韩就曾经3 次派使者到过洛阳，互赠礼物。南朝时，新罗使者4 次远渡重洋到建康访问，双方关系良好。新罗和百济文化都受到从中国传入的佛教文化的重大影响。
4、隋代：炀帝在位后期，对高丽发动战争，将隋朝统治推向了崩溃边缘。高丽长期以来据有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虽服属于中原王朝，但亦时有骚扰。隋文帝曾发兵征讨，因高丽谢罪而班师。炀帝欲令高丽王高元来朝，未获理睬，遂决计大举东征。大业七年（611），发布动员令，征调兵马会于涿郡。百姓困于苦役，死者相枕。次年春，炀帝亲统大军出征，共发兵113万余人，规模超出平陈之役。高丽坚壁清野，顽强抵抗。隋军劳师远征，饷运难继，前线事权不一，兵士又无斗志，屡战不胜，被迫于七月班师。高丽趁机反击，隋军损失惨重，进攻平壤的30万军队只有2 700人生还。以后又于大业九年、十年继续征伐高丽。但同样未获战果，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国内局势却已经糜烂不可收拾。
●5、唐代：唐太宗晚年，企图解决隋朝遗留的高丽问题，亲统大军亲征。但遇到了与隋相近的困难，饷运难继，气候不利，尤其是高丽防御坚固，使唐军陷入持久战，最终无功而还。
至唐高宗朝，继续用兵高丽。当时半岛上另外两国立场不同，百济与高丽结盟，而新罗依附于唐。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三年（663），唐军由胶东渡海，与新罗王金春秋合兵攻灭百济，高丽之势已孤。时值高丽内乱，大臣争权，唐朝遂出动大军，由名将李勣、薛仁贵等率领，最终于总章元年（668）攻克平壤，高丽灭亡。唐于其地设9都督府42州，皆统于安东都护府，治平壤。
此时半岛上独剩新罗。新罗表面上事唐甚谨，实则利用唐鞭长莫及之苦，逐步蚕食百济、高丽故地。唐朝不得已步步后退，将安东都护府治所一迁至辽东郡故城（今辽宁辽阳），再迁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默认了新罗对大同江以南土地的占有权。此后双方一直维持稳定的朝贡关系，贸易往来不断。
大量新罗人入唐求学、求法（学佛）、经商、游历甚至应举做官，很多城市都建有专供新罗侨民居住的“新罗坊”。新罗在当时“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受唐朝文化影响甚深。如土地、赋役制度和国家机构设置皆仿唐制，又设立儒学，开科取士。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流传很广。以汉文为书面文字，士人多能用其进行文学创作。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立用汉字部首或读音标记本民族语言的方法，称为“吏读”，成为朝鲜早期文字，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新罗人崔致远13 岁到唐，19 岁中进士，在唐任职，30 岁归国，有汉文诗赋集《桂苑笔耕录》20 卷。后来新罗内乱频作，半岛又趋分裂。10世纪初，王建建立后高丽，甄萱建立后百济，新罗仅据有半岛东南部，重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不久王氏高丽统一朝鲜半岛，中原五代政权亦照例予以册封。
朝鲜文化对唐朝也有一定影响，高丽乐受到唐人欢迎，为太宗“十部乐”之一。
6、明朝：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尤为密切。洪武二年，明廷受高丽国之请，封王颁为高丽国王，互派使节，定期进行朝贡贸易。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李成桂称土，经明廷承认改国号为朝鲜，此后一直友好相处。明万历年间还曾出兵援朝抗日，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粉碎了丰臣秀吉企图占领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阴谋。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总体上保持着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例如朝鲜将中国木活字印刷术发展为铜活字，又传入中国，并输入中国大量纸张。明初还从朝鲜输入近10 万头牛马，缓解了当时畜力不足的困难。中国则向朝鲜输出大量绢布，并供给或赠予中药、白糖、牛角，以及火药、箭镞等军用物资。元末刊刻的《农桑辑要》以及植棉、棉纺技术也于此时传入朝鲜。
三、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
1、汉朝：自古以来，中国同南亚各国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国末期，越南北部已有瓯骆国。秦汉之际，真定人（今河北正定）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灭瓯骆国。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同越南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很频繁。中国大量铁制用品运往越南，越南的象牙、犀牛、玳瑁、珍珠等产品，也经常输往中国。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其后苏兖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建武十六年（公元40）交趾麊泠县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民的响应。征侧、征贰自立为王，成为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的军队所镇压。东汉政府在镇压二征王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10 余条等。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早在公元前2 世纪就有经济往来。中国古书上称印度为“身毒”或“天竺”。汉武帝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询问大夏人得知是从身毒贩运去的。后来，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
缅甸是中国西南的友好邻邦。公元2 世纪或更早的时候，两国人民之间就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当时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
秦汉时期，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是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和徐闻。汉朝使者所到达的最远之地是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当时，南海、孟加拉湾海上交通已相当发达，大秦王安敦的使臣就是在东汉末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从海路经日南来到中国的。
2、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国使臣还曾到达南海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诸国。归国后，分别撰写了《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但已失传。两晋南朝期间，扶南的使者不断。梁武帝亦授其主以将军、扶南王的名号。扶南亦赠送方物作为报答，中国则回赠丝织品等。
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佛教经西域逐渐东传，中国与天竺的关系日益密切。公元4 世纪前半叶，笈多王朝占据恒河流域，征服了许多小国，统治势力臻于极盛。前秦建元十七年（381），笈多王朝遣使到长安访问，赠送火浣布。22 年后，僧侣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399 年）自长安西行，涉流沙，逾葱岭，备经艰险，终于达到北天竺、中夭竺等地。法显在中天竺得到一些佛教经典，并学会了梵书梵语。他又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搜求典籍，然后从海道归国。东晋义熙八年（412 年），法显返抵青州，第二年到达建康。法显译出所获经典共百余万言，还把亲身所历三十余国的见闻写成《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佛国记》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外交通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法显所历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后来，笈多王朝与南北朝都有着友好往来。北天竺与北魏有着良好关系，北天竺的犍陀罗国5 次派使者到洛阳，乌苌国6 次派使者到洛阳。北魏西行取经的宋云曾到达乌苌国，受到隆重的接待。
中国与天竺的经济文化交流，范围非常广泛，影响非常深刻。中国的蚕桑、丝织技术和纸传到天竺，促进印度的文化的发展。而天竺佛教文化的东渐，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3、唐代：随着海陆交通的发展，唐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商业联系、外交往来进一步密切起来。
林邑在越南中部立国，多次遣使入唐。终唐之世，近300年，林邑使臣来唐15 次。唐朝典章制度传到越南，佛教也从唐传入越南。唐朝诗人社审言、刘禹锡、韩偓都到过越南，与越南诗人唱和赠答。越南也以诗文取士。
真腊（今柬埔寨），在隋唐时派使者来中国。两国贸易频繁，唐朝的巨型帆船带去大批中国物品，真腊船只也驶至中国港口，主要贸易在广州。真腊的音乐、扶南音乐舞蹈传入唐朝，唐朝设有扶南乐。真腊乐舞丰富了唐朝歌舞内容。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当时统称天竺。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即戒日王）征服了天竺五部（即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以后，不时遣使与唐通好。唐与天竺贸易往来频繁。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中印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印文化的发展。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摩揭陀学习制糖技术。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有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份。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两国佛教徒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朝高僧玄奘和义净。玄奘于贞观三年（629 年）从长安启程去天竺求法，途经今新疆及中亚各国，历尽艰险到达天竺。他遍游五天竺，走访天竺名憎，潜心研究佛教经论。在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季）举行的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玄奘提出论文《制恶见论》，无人能破玄奘学说，深为天竺僧俗各界钦佩。贞观十九年（645 年），玄奘结束了长年跋涉5 万余里的行程，回到长安。他带回梵文佛经657 部。此后他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19 年中，他译出佛经74部1335 卷，计1300 万言。贞观二十年（646 年），玄奘写成《大唐西域记》12 卷，记述取经所历和传闻的138 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山川特产、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玄奘之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 年），又一位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印度。他滞留南洋10 年。他周游30 余国，历时25 年，于证圣元年（695 年）回到洛阳。带回400 部梵文经书，还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记录了南亚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状况，是研究东南亚、南亚各国历史、地理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可贵资料。
斯里兰卡在唐朝史籍中称狮子国。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狮子国两次遣使来唐，送来了大珠、钿金、宝璎、象牙、白■。当时广州的外国船，以狮子国的为最大，每年来多次。这说明中国和斯里兰卡在唐朝时期贸易关系是很密切的。
4、元朝：忽必烈在位后期，两次对安南（今越南北部）发动战争。安南早已向忽必烈称臣，但忽必烈屡次提出“臣服六事”的条件，要求其君主入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事实上是要取消安南的国家主权，故而受到拒绝。至元二十一（1284）、二十四年，忽必烈命其子镇南王脱欢为统帅，两次发兵攻入安南。安南军民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断骚扰、待敌之疲然后反击的战术，两次大败元军。曾参与平宋的元朝著名将领唆都、李恒、樊楫都在征安南之役中丧生。至元二十九年（1292），忽必烈又调发军队2万人远征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虽有所掳获，但丧失士卒3 000余人，亦是得不偿失。直到忽必烈去世，对外征伐才基本中止。
四、与中、西亚各国的关系
1、汉朝：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以盛产丝织品而闻名于世界，被称为“丝国”。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各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于通达。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以后，连年派兵进攻匈奴，先后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元狩四年（前119）左右，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携带的金、帛价值数千巨万，用作为馈赠的礼物。汉使不仅到达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还到达了奄蔡、安息、条支、犁靬等国。此后，中亚、西亚各国也经常派使节到汉朝长安，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汉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根据当时文献记载，通往中亚、西亚的大道，有南北两条。南路从长安、金城（今甘肃兰州）出发，经敦煌、楼兰（即鄯善）、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
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大月氏以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再往西即达条支，即今伊拉克一带，最后，直到大秦，即罗马帝国。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龟兹、疏勒，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经安息而达大秦。这两条中西交通大道就成为后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了中国。
2、唐代：唐朝前期，中亚地区有粟特昭武九姓国以及吐火罗诸国，西亚有波斯萨珊王朝，后皆为大食（阿拉伯帝国）所灭。粟特人居于阿姆河、锡尔河之间，建立了康、安、石、史等一批小城邦国家。据载他们最初都来自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击破而迁于河中，故自称“昭武九姓”，示不忘本。
这些国家同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唐灭西突厥以后，九国名义上附属于唐，但唐朝并不管他们的内政。昭武九国善商贾，他们同唐朝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九国中有的人为唐朝立了军功，在唐朝为官。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传入长安，为唐人喜爱。中亚的吐火罗（今阿富汗）在唐初多次派使臣通好，唐高宗也派王名远到吐火罗访问。唐玄宗时，来往更频繁。
唐时，西亚重要的国家有波斯（今伊朗）和佛菻（即东罗马）。波斯萨珊王朝与隋唐王朝关系密切。7 世纪中，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波斯亡后，其西部部众犹存，与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多次与唐通好。当时有许多波斯人流亡至唐，在中国落户。波斯商人遍于各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都有他们开设的波斯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驰名。唐朝的丝绸、瓷器、纸输入波斯，波斯的菠菜、波斯枣传入唐朝。
唐时，拂菻7次遣使入唐。贞观十七年（643 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赠绫、绮等丝织品。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爱用中国的丝织品，拂菻成了唐朝丝织物的重要转输地。东罗马的医术，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到了唐朝。
3、元代：一个重要的民族——回族在元朝开始形成。随着蒙古对中亚、西亚的征服，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波斯、阿拉伯人移居到中国，当时的文献称之为回回人，为色目人之一种。他们的种族、语言、原籍并不相同，但在伊斯兰教强大的整合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回回人散居全国各地，受到汉文化较深的影响，多习汉语，读儒书，仿汉人立姓氏字号，同时仍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以元朝回回人为主体，再加上进一步融合其他民族居民中的伊斯兰教信徒，最终形成了中国的回族。
4、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 年），中亚帖木儿帝国平定伊朗后，与明廷建立通贡关系。永乐年间帖木儿曾率军东征，中途病死。其孙哈里继位后，恢复和发展与明朝的友好关系，联系中国和伊朗的中亚东西大道保持通畅。通过这条商路，中亚各国，包括埃及马木鲁克统治下的麦加，和明朝建立起外交和贸易上的联系。永乐年间，至麦加朝圣的鲁迷（摩洛哥）人也曾组成使团经此路来中国访问。
五、与非州的关系
1、唐代：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7 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向往中国文明。永徽二年（651 年），大食遣使与唐通好，此后148 年间，大食遣使来唐达36 次。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唐朝的也不少，长安、洛阳、广州、扬州、泉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有的还在中国定居，在唐朝为官。大中二年（848 年）大食商人的后裔李彦升中进士，是中阿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唐朝文化这时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纸和造纸术便是这时传到大食的。天宝十载（751 年），大食进攻中亚的石国，唐将高仙芝率兵救援，在怛罗斯（今吉尔吉斯江布尔）战败，不少唐朝士兵被大食俘虏，其中有造纸工匠。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在撤马尔罕设厂造纸，不久大马士革等地也建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术从这里传入欧洲，推进了西方的文化事业。恒逻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在大食留居十年，他在返国后所著的《经行记》中记述了伊斯兰教的情况。这是我国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记录。唐后期，硝传入阿拉伯。硝是火药的主要成份，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唐朝的医书、医术也传到阿拉伯，影响了阿拉伯的医学。同时，阿拉伯文化也传入唐朝，当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都有一定水平，对唐朝产生了影响。例如，阿拉伯医学是今天欧洲医学的基础、其外科医术这时传入唐朝。
2、元代：元朝与非洲也有交往，主要是针对东非和北非。成宗大德五年（1301），元廷曾遣使赴索马里、摩洛哥等地采办狮、豹等珍禽异兽。元中后期人汪大渊曾随商船出游南亚、东非数十国，著《岛夷志略》一书记游历见闻，述及东非层拔罗国（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物产、风土人情等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uta）于元顺帝时自印度至中国，曾到达广州、泉州、杭州诸地，后由泉州回到摩洛哥。他著有《伊本·拔图塔游记》一书，其中描述了中国南方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3、明代：从永乐三年（1405 年）到宣德八年（1433 年）之间，联络海外各国，扩大政治影响；也为了清除海盗、堵塞走私活动，保持海路通畅，控制与发展海外贡赐贸易，明政府派郑和率船队七次出海远航，中国杰出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海域之间，南抵爪哇，西达赤道之南的非洲东岸，北至波斯湾、红海及麦加。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一些国家的首脑、使臣及商人，纷纷随郑和船队，或在郑和返航后访问中国，建立邦交，开展贸易，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推动华侨移居南洋，促进南洋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
六、中国与欧洲各国的往来
1、汉代：东汉时期，班超经营西域，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至波斯湾头，闻前路海阔难行，遂折而东还。此后在桓帝时，大秦王安敦曾遣使东汉，抵达洛阳。这是中国与欧洲最早的正式接触。
2、元代：元朝是中国与欧洲进入直接往来的时代。大蒙古国时期，欧洲使节即曾到达漠北蒙古汗庭。忽必烈在位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来华，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大事。马可·波罗约于至元十二年（1275）随父到达中国，至元二十八年始由泉州乘船启程，途经伊利汗国，于四年后终于回到威尼斯。以后根据马可·波罗的记忆与口述，由鲁思梯切诺笔录，写成《马可·波罗行记》一书。此书轰动一时，在中世纪欧洲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而神奇的东方世界，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欧洲航海家、探险家。
这一时期，中国旅行家在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了欧洲。汉文史料没有提到这位旅行家的名字和事迹，其有关情况仅见于西文记载。他的名字为列班·扫马（Rabban -Sauma）。扫马是生活在大都的畏兀儿人，自幼信奉景教，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人马忽思（亦为音译，Marcus）从其学。约至元十二年（1275），二人由大都出发赴耶路撒冷朝圣，因故只走到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后来马忽思被拥戴为景教新教长，称雅巴·阿罗诃三世（Yahbh-Allaha Ⅲ），扫马也被任命为教会巡视总监。1287年，扫马受雅巴·阿罗诃三世及伊利汗阿鲁浑的委派，率使团出使欧洲。他在法国会见了法王腓利普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又到罗马觐见教皇尼古拉斯四世，都受到热情款待。后来扫马回到报达，辅佐雅巴·阿罗诃三世管理教务，直到去世。
忽必烈死后，随着对外战争的中止，元朝与欧洲的人员、文化交流更加活跃。列班·扫马访欧后不久，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 Gorvino）受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委派，涉海来华，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到达大都，向新即位的元成宗呈递了教皇的书信，被允许进行传教工作。1307年，教皇克利门特五世正式任命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并遣教士七人东来相助，其中三人到达，在福建泉州设立了分教区。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Odoric）也曾来中国作私人旅行。他先由海路抵达广州，又经泉州、杭州等地北上，在大都居住三年，后由陆路经西藏、中亚回到欧洲，并著游记传世。
后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派出一个十六人使团出使罗马教廷。使团携带了顺帝致教皇的书信，并带有元廷阿速贵族福定、香山等人代表中国教徒恳请教皇速派第二任大主教的上书。1338年，使团抵达教皇伯涅的克十二世的驻地阿维尼翁（在今法国南部），受到热情款待，游历了欧洲很多地方。随后教皇派佛罗伦萨教士马黎诺里（Marignolli）等数十人随元朝使团回访中国。马黎诺里等人在大都留居三年，后乘驿至泉州，经海道西返。元朝灭亡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于西亚，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亚，中、欧之间的陆海路联系都被阻断，往来遂告中止。
位于东欧的钦察汗国和位于西亚的伊利汗国，名义上都是元朝的“宗藩”，有驿路相通，元朝与这两个地区的联系因而远较前代密切。钦察汗国首都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是当时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输入的中国商品十分丰富，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在那里从事手工业生产。当地的原居民钦察、阿速、斡罗思（即俄罗斯）人入居中国者也相当多，皆属色目人之列，其中大部分又被编入侍卫亲军。伊利汗国与元朝的陆、海路往来都非常频繁，人员移居的规模也更大。双方在医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技术等方面都存在着密切的交流。
3、明代：明朝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基督教（天主教）继唐、元之后第三次传入中国，并导致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传播，这是明清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基督教第三次入华的媒介是耶稣会。耶稣会成立于1540年，是欧洲一个反宗教改革的宗教组织，势力范围主要在南欧，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的扩张而遣使东来。较早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o Ricci），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于万历十年（1582）抵达澳门，次年入内地游历，二十九年（1601）到达北京，曾受明神宗接见，获准在宣武门内居住，至三十八年（1610）病卒，葬于北京。利玛窦在华采取学术传教的办法，适应中国习俗，迂回施加影响。取汉姓利，号西泰，自称“海外鄙儒”，服儒服并钻研儒家典籍，明朝士大夫呼为利先生、利子。他写作了《天主实义》，引用《中庸》、《诗经》等书，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并援儒攻佛。传教时对中国人的纲常伦理、祖先崇拜等皆予尊重，不加干预。同时带来“方物”——三棱镜、望远镜及西文世界地图，为取悦中国人，特地调整经线，将中国绘在地图正中。“狂禅派”思想家李贽曾三次见到利玛窦。他在致友人书中称赞利玛窦“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并说“我所见人未有其比”。以李贽之狂傲而出此言，可见利玛窦的个人气质、魅力确有非凡之处。李贽奇怪他“不知到此何为”，“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又可见利氏传教方式之隐蔽。
利玛窦来华后不久，又有多名葡、西、意、德等国传教士东来。他们都采取利氏的方法，走上层路线，与士大夫相交，传教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利玛窦去世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有2 500名。至万历末年达到1.3万，崇祯中达3.8万，清初顺治七年（1650）已达15万。在耶稣会士引导下，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开明的士大夫开始研究和介绍西方的学术、科技，使欧洲文化第一次在中国得到稍具规模的传布。
数学——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凡三易其稿，译本表述准确、概念严密，创造了几何、点、线、面、平行线、直锐钝角等概念。徐光启在序中指出数学作为科技基础的重要性：“不用为用，众用所基”。李之藻复与利氏合译《同文算指》，引进西方算术知识，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筹算、珠算不同的笔算法。
天文历法——明朝的历法称为《大统历》，基本照搬元朝《授时历》，历时既久，误差渐大，推算日食每不相合。徐光启奉命重修，聘用传教士主其事，运用了西方数学知识和天文仪器，修成《崇祯历书》，引进了地球、经纬度等概念，比传统历法更加进步。
机械工程学和物理学——意大利教士熊三拔著《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利学知识，部分内容为徐光启《农政全书》所采用。瑞士教士邓玉函与中国教徒王征合著《奇器图说》，系统介绍物理学中重心、比重、杠杆、滑轮等原理。德国教士汤若望著《远镜说》，介绍光学知识。西方火器制造技术在当时尤其受到重视，由传教士指导铸造的西洋火炮很快即运用于明清战争之中。
地理学——利玛窦绘制、李之藻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介绍了五大洲知识、全球概念、寒温热带的划分。其中首创的亚细亚、欧罗巴、大西洋、地中海、南北极等汉语概念都沿用至今。意大利教士艾儒略著《职方外记》，叙述五大洲风土物产，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地理知识。
耶稣会传教士除引进西方学术外，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利玛窦首先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后来比利时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文译《五经》。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莱布尼兹、伏尔泰、魁奈等都曾从儒家经书中汲取思想资料，对儒学中的合理因素十分推崇。很多中国的器物和艺术品传到欧洲，在欧洲各国一度掀起了“中国热”，欧洲还开始出现专门研究中国的“汉学”家。
4、清代：清廷入关后，传教士大都归降清朝，传教事业继续发展。德国教士汤若望受到顺治帝信任，进呈明末编撰的《崇祯历书》、，得到采用，更名《时宪历》。顺治卒，保守派官僚杨光先攻击汤若望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白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惟有天（主）教独尊”。汤若望被逮捕下狱，拟处死刑，后获释病卒。康熙七年（1668），清廷召比利时教士南怀仁与杨光先等辩论历法，分别预测天象。南怀仁获胜，出任钦天监正职务，并推荐大批传教士入京任职。传教士运用西方测绘学原理，帮助清廷绘制《皇舆全览图》，又向康熙皇帝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清廷与俄国谈判边界问题时，传教士亦随同前往，充任译员。到康熙在位后期，全国天主教堂发展到近300座，受洗教徒约30万人。
康熙中期以后，清廷与教会的矛盾逐渐加深。这主要是由于耶稣会传教时允许中国教徒保留祭祖祀孔等传统礼仪，而罗马教廷中对此的反对意见日益强烈，教皇遂颁布命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双方关系恶化，康熙五十六年（1717）诏禁传教。雍正即位后，因传教士曾卷入储位争夺活动，进一步严行禁令。除少量传教士留在北京承担天文工作外，其余各地教士都被驱逐到澳门，教堂关闭，中欧文化交流又转入低潮。
由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东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他们的活动仍是以传教为主，引进科技知识仅是传教的辅助手段。总体来看，此时西学在中国的影响尚局限于较小的范围，绝大部分士大夫仍然固守传统思想，对西方科技知识视为奇技淫巧，或当作奇谈怪论，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远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尚有赖于近现代的思想启蒙。
七、清代与欧洲列强的关系
1、与俄国的关系：17 世纪40 年代，俄罗斯帝国在越过乌拉尔山脉、征服西伯利亚地区之后，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黑龙江流域。其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清军主力入关，无暇北顾，沙俄侵略军得以乘虚而入。其中一路，1643 年从雅库次克越外兴安岭向南推进，强占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等地；另一路，1644 年以叶尼塞斯克为基地越贝加尔湖向东南进犯，强占尼布楚等地。
平定三藩之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1685）、二十五年，清朝两次发兵围攻雅克萨，俄军死伤惨重，被迫求和。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于尼布楚正式谈判，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东段边界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分界线，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拆除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修筑的据点，撤出侵入的军队。清政府则放弃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领土。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条约还规定两国商旅凡持有护照者可过界互市贸易，往来不禁。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境地区相对稳定，两国人民和平交往，贸易得到较大发展。
沙俄在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同时，也派兵向喀尔喀蒙古地区扩张，占据中国北疆大片土地。康熙年间平定噶尔丹叛乱之后，喀尔喀蒙古重返家园，遏制了沙俄大规模南侵扩张活动。雍正五年、六年，双方相继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条约还规定了中俄在政治、经济、贸易、宗教等方面应遵循的相互关系。俄国通过这两个条约确认了前此侵占的中国北部蒙古地区的大片领土权，把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一并划入俄国版图。此后中俄中段边界大体保持稳定，目前这段边界大部分已成为蒙俄边界。
清前期面对沙俄南侵威胁，通过军事抗击、外交谈判，签订了双边条约。尽管清政府做出了重大让步，但同时也迫使俄罗斯帝国有所收敛和妥协、抵御住了沙俄的侵略扩张，使以后一个半世纪东北边境基本安定；并因此换取沙俄在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大体保持中立，从而腾出力量集中解决准噶尔部叛乱问题，实现西北和北部边疆稳定。因而清前期签订的中俄条约属于平等条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2、与英国的关系：与前代大一统王朝相比，清朝的内陆边疆形势相对稳定，但在沿海却遇到了西方殖民者的潜在威胁。“康乾盛世”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在东方的势力已经衰落，英国逐步掌握了海上霸权，成为清朝与欧洲交涉遇到的主要对手。法国、美国也渐次向东方发展，但势力还远不及英国。
清初，为对付出没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集团，厉行海禁，严禁民间船只私自出海，违者本人正法，货物没官。又颁布“迁海令”，强迫海岛及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设界不得逾越。对外贸易和沿海经济都因此大受影响。康熙平台湾后，于二十四年（1685）解除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将通商口岸缩减至广州一处。二十四年，颁行《防范夷商规条》，在对外贸易方面设置了种种严格的管理规定，以后又多次续颁补充条款。清朝对外贸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代理，行商作为清廷与外商的中介，要负责向外商征收关税，代为管理外商，并从事对外交涉。外商在广州活动以及与“行商”以外的其他商民进行交往，都受到严格限制。关税方面，由于清廷以“天朝大国”自居，所定税额很低，但税制紊乱，税则不明，附加税名目繁多，官员、吏役、行商上下其手而牟利，外商怨声重重。对华人出洋贸易同样限制甚严，对其船只型制大小、货物品种数量、商贩水手人数、往返期限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康雍乾时期，清朝的对外贸易一直居于出超地位，所输出茶叶、生丝、土布、瓷器等物在欧洲市场销路广阔，而欧洲商品则始终难以打开中国市场。作为欧洲对华贸易额最高的国家，英国不甘心长期入超，力图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平衡贸易逆差。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派出了以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G.Macartney）为首的庞大使团，借为乾隆帝祝寿之名，出使清廷。次年，马戛尔尼一行到达热河行宫，受到隆重款待，然而在觐见乾隆帝礼仪的问题上与清方产生分歧，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最终达成折衷意见，改行免冠屈一膝之礼。乾隆帝对英国使团的“妄自骄矜”、“无福承受恩典”十分不悦，当觐见完毕英方提出改善贸易条件、增开通商口岸的诸项要求时，概予严词拒绝。马戛尔尼的出使遂以失败告终。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阿美士德（W.Amherst）率团使华。嘉庆帝吸取前次经验，事先谕令务必将使团的礼节“调习娴熟”，方许入觐。但阿美士德等不肯就范，觐见竟告流产。两次“礼仪之争”充分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局势的懵懂无知和妄自尊大。中西双方的政治、文化观念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即将日趋频繁的接触当中，不得不经历一个长期和艰苦的彼此适应过程。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逐渐改变了中欧贸易的顺逆差关系。鸦片最初作为药品输入，数量很小，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吸食上瘾，需求量日增。英国殖民者有鉴于此，遂有意识地对华倾销鸦片，以改变贸易入超的被动地位。清廷觉察到鸦片贸易的危害，于嘉庆五年（1800）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但由于各级官府的腐败，鸦片继续通过走私渠道输入，数量有增无减。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每年输入量高达4万箱，其价值已超出了输出茶丝布瓷等商品的总和，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由出超变为入超，白银大量外流，国家财政受到严重影响。清廷被迫采取更严厉的禁烟措施，与英国利益形成冲突，战端渐萌。道光十二年（1832），英属东印度公司派船以赴日本贸易为名，在中国沿海巡游近半年，进行侦察活动，获取大量情报，特别是充分了解了清朝军备废弛、武器与军事技术陈旧的状况。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近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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